【記者謝宜芳/北市報導】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中家屬聯誼協會的會長吳金蓮女士，參與多項公益活動，積極幫助其他同樣是照顧精神病友的家屬，她說：「我都這麼辛苦了，一定有人比我更辛苦。」並表示不希望幾十年來的心血就這樣白費，想把自己身為照顧者的親身經驗分享給更多人。
吳金蓮有兩個哥哥、四個姐姐，出生於民國三十八年，在她二十三、四歲時，某天，大哥突然帶著她趕去台北市萬華區的醫院，還不明白事情的始末，就看到二哥在病房中遭受醫護人員電擊，只為了控制住病情，吳金蓮的媽媽抱著吳金蓮痛哭，她才明白二哥生病了。
二哥得到精神分裂症的那一年，正就讀輔仁大學經濟系四年級，因為發病的關係而延畢，但一年後，終究還是完成了學業。畢業後，出外找工作，總是順利通過面試，但病情不穩定的二哥，沒有辦法維持同一份工作，長久做下去。不得以的情況下，吳金蓮在高雄環保局工作的大哥幫二哥找了一份在環保局的工作，讓二哥在高雄定居下來，也好就近照顧。
為了照顧生病的二哥，吳金蓮時常台北、高雄兩邊跑，一接到母親的電話，不論多晚，她一定搭夜車趕下去，拋下還需要她照顧的三個女兒，坐上火車，在火車內暗自流淚的吳金蓮，一看到母親，便馬上收起眼淚，裝出鎮定的樣子。
一等二哥病情穩定，又馬上趕回台北家中，收起難過，變回女兒心中堅強的媽媽，吳金蓮說：「那時，我都把背包放在我的床頭邊。」漸漸地吳金蓮也開始生病了，只是她還未察覺。
吳金蓮的媽媽，那時曾對她說：「如果我撐得住，我就不會叫妳。」聽到這句話，吳金蓮更覺得自己應該成為母親的依靠，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生活。幾年前吳金蓮的母親與大哥相繼過世，讓原本就已經擔負許多壓力的吳金蓮，更將照顧二哥的重任往自己身上壓。
「我到底哪裡努力不夠？」這句話是母親過世之後，吳金蓮最常問自己的。之後的日子，她再也不敢享樂，女兒要請吃飯，她也不去，女兒要買好的衣服給她穿，她也不接受，自責的她，只希望自己能再為二哥做點什麼。
漸漸地，當吳金蓮在家獨自一人時，便想打開窗戶往外跳，她說：「等我回過神來，我真的被自己嚇了一跳。」為了轉換心情，她聽從建議去爬山，到了最頂處，她竟然又有一種想一躍而下的衝動，於是她知道她自己生病了。
在丈夫的陪伴下，她前往台北市立療養院就醫，並由醫師診斷出她是得了憂鬱症，在家人與醫師的協助與藥物的控制之下，她終於在去年年初正式停藥，並且從未在發病。
很多的精神病友照顧者，在身心俱疲的狀況下，往往最後也讓自己得到精神疾病，吳金蓮說：「如果你被診斷出精神疾病，不要害怕。」她說精神疾病與其他疾病一樣，都是需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，只要自己不去排斥，配合運動與藥物的控制，且積極學習正向的人生觀，病情都是能被控制住的。
吳金蓮還說：「我現在積極推動財產信託。」她表示許多精神病友的照顧者，都是病友自己本身的父母親，這些照顧者擔心，當他們過世，他們的孩子該由誰來照顧。吳金蓮過世的母親將二哥的財產全都托付給她，已經快六十歲的吳金蓮，壓力非常大，也非常擔心誰能替她照顧二哥。
財產信託是將財產移轉給受託人，指示其依約定方式管理、使用信託財產，此時信託財產名義上雖為受託人所有，但事實上係與受託人之財產分開獨立，受託人只能依信託意旨管理及處份信託財產。但是對於精神病患的家屬，信託金額的限制與該選誰當受託人或是剩餘金額的處理都是個問題，否則這一部分的財產容易被不法人士所利用。
智能障礙總會已有財產信託的條款，但精神障礙者才剛開始推動，因為推動相當困難，除了信託金額的限制之外，找到適當的監護人也是一個問題，吳金蓮希望各界人士能為精神障礙者盡一奮力，也希望自己小小的力量能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。吳金蓮說：「每個人都不是一百分，那為什麼不能容忍別人的缺陷。」她又說：「精神病友們並不是不定時炸彈。」希望社會大眾能給精神病友們關愛，並接納他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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